当今中国，人们时常感叹商业文化的贫瘠、商业精神的匮乏、商贾诚信的缺失。“人穷则返本”，一些人试图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商人——商朝的王亥拉着牛车行商来叙述其创业的辛劳；从春秋时期第一个儒商——孔子高足子贡的言行来探索商业精神的形成；从春秋时期第一个商圣——协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后隐退的范蠡大夫从商致富的经历来论证商业理念；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描绘的《清明上河图》来解读商业环境……近年来，晋商大院旅游的火爆壮观，让我的心里涌动着一种文化牵挂。我关注的目光在苍茫的历史天空搜寻、盘旋，降落在山西文化的载体之一、华北地区匍匐着的一片深宅大院，定格在几百年前这些大院的主人——山西商人们的身上。
我循着他们依稀的身影走去。
他们抬起坐等了许久的屁股，拍拍衣裤上积年的灰尘，把个兵马俑般的背影留给我。我怔了半天，才听得一支优美而凄惶、缠绵而恢弘的旋律，从三晋大地的村口传来，向浩渺荒凉的塞外旷野飘散。
那就是《走西口》。
随了这诱人的旋律，我惶恐而虔诚地走进历史的尘烟。
深深庭院 浓浓绿荫
认识晋商，得从他们的大院开始。
静卧几百年的高宅深院，像捂住了许多故事的锅盖。落尘覆盖了它的容颜，时间黯淡了它的光彩，但是，它们是中国史志上不能，也无法删除的一串标点符号。
我是从祁县认识晋商的。说祁县，先说一条成语。春秋时期晋国亲臣祁黄羊卫国戍边功勋卓著，年纪大了后想请退，国君问他谁可以接替他的位置，祁公毫不犹豫地推荐他的仇敌解狐。不料解狐尚未上任便殁了。国君又问谁可堪此任，祁公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这条成语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除了出成语，祁县历史上还出过汉代的温序、王允，东晋的温峤，唐代的王维、温庭筠等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人。
一脚踏进祁县的乔家大院，我的步履立刻变得从容、深沉起来。仿佛时光倒流，把秋翻回到春。挪动的脚步声，好像在叩问历史的空谷。谁曾想，这古朴、典雅、静谧的大院，曾主宰和操纵着外面世界的红火与喧闹？楼宇错落，阁台相望，檐角呼应，斗拱紧扣。暗道回廊通幽连外，进进出出，曲曲折折，重重叠叠，紧紧密密。倚门望进去，园里套园，门里开门，窗里含窗，柱旁立柱，檐上叠檐，九九归一于大院之内。气势豪迈而不夸张，结构纷繁而不杂乱，意境递进而不重复，风格协调而不单一。斜阳朗照的深院高墙之内，门里窗外之间，旷疏处，犄角里，袅袅娜娜的三两棵古槐树粗干斜枝，删繁就简。撑张的枝叶，参参差差如竖耳高耸，对接着遥远的信号。历史的烟尘给器宇轩昂的大院涂了一层斑驳，也添了几分沉重。
独处院中，我的目光于字文间流连掠览，发现诸多字号、招牌、匾额、楹联、铭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仁、义、礼、智、信、诚、德、公、厚、道、善、廉、和、协、益、祥、福、瑞、顺、通、达、兴、盛、昌、茂，等等，这些语意丰富的字词不断地排列组合，搭积木般地奇巧绝妙，铸成大院文化的基本框架和支柱，一代又一代的晋商既奉之如圭臬，又受之熏染，以之为墨绳，遵从不僭。注目门旁檐下的那些楹联铭文妙语警句，可谓字字珠玑，镶金嵌玉。譬如，“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须与古人争”，“明大道不在高远，及盛年以讨古今”，“以和气迎人则乖沴灭，经正气接物则妖氛消，以浩气临事则疑畏释，以静气养身则梦寐恬”，“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对失意人莫谈得意事，处得意日莫忘失意时”，“借古喻今教化众生知伦理，以假为真规劝世人明是非，”“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金玉良言，如醍醐灌顶，胜似增广贤文！有的言简意赅，意味深长，透射着大院主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譬如，“俭德”、“慎言语”、“慎俭德”、“善为宝”、“读书乐”、“学吃亏”、“仁者寿”、“和致祥”，等等。乔家大院有一块门匾曰“斗山天”，顺字看，由斗到山再到天，一个比一个大，象征事业越来越大；如果倒过来读，便是“添三斗”的谐音——日添三斗，财源滚滚；如果把“斗”字念作去声，则表现了大院主人战天斗地，有一种“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但在掌中看”的气概。中国文化重在细节，晋商大院里的这些仰俯即拾的细节，闪射出晋商的磅礴大气和心智。
春日铺天盖地而泻，点染起大院里的阴绿，连墙上苔都泛了绿意。夏天凉风穿堂而过，造出一个清凉冰静的尘外世界。秋冬时节，人在暖和和的院子里，懒洋洋地蜷着，周遭谧静安详，与世隔绝，座钟停摆，游丝不动。其实，院里每一处檐角或树丫乃至毛发，都是一根天线，搅动千里之外市场风云的奇思妙想与雄才伟略、老谋深算和诡计奸巧，都浓缩在这似睡非睡的眯眼之间。起身伸一把懒腰，打一声长长的哈欠，一项决策就出笼了。
山西商人把自己的家园打造得如此精巧又大器，足以与千里之遥的京城王府官邸媲美，只有置身波诡云谲、亲历惊涛骇浪大起大落的人，才有如此之大气与静气；只有从犬牙交错的人生境遇中挺起身子的人，才能如此腹藏万千机关。
令我遗憾的是，我在若干晋商题材的影视剧中，没有见到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感觉是一帮没有文化的山西商人生活在一片荒山秃岭上明争暗斗不做买卖。这是当今的电视家们低估了山西的文化和山西商人的文化，没有品出晋商大院实际上是文化大院的韵味。
其实，这些大院不过是行色匆匆的山西商贾们，习读儒家经典后的一道道文化作业。三晋大地上，像这样的大院太多了，王家大院、常家大院、渠家大院，……站在古城平遥城墙上远眺，格局一致的明清民宅向太行山麓铺去，氤氲无边。谁知道，这每一处民宅深院里，曾藏过多少故事？
明清风景独成
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相继崛起晋商、徽商、宁（波）绍（兴）商、粤商、泉（州）漳（州）商等十大民间商帮，成为明清社会一道灿烂的风景，其中晋商集团一路风骚，称雄商界500年。
有学人考证，山西人经商，当发韧于宋代。也有人认为是元代。《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离开太原府，再西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这里有许多城市和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有人质疑，但我相信这位意大利人描述的山西景象不是乌托邦。虽然元代的山西就有些繁荣了，但是晋商经济真正成气候，还是明末清初之际。
晋商为什么会兴于明末？史学家们各有说法。早在春秋时期，晋国的祁地即是少数民族“戎狄杂居”之地。但从明中叶开始，山西人才与其北部的蒙古鞑靼游牧民族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状态，边境贸易应运而生。祁县交通四通八达，两条驿道横贯，天时地利之便成就了祁县人。于是，当蒙古人把马市开到山西时，晋商便把内陆的丝绸等销往蒙古地区，沿途的呼和浩特、归绥、包头和山西、河北等地就冒出一串串的商贸集镇。这些集点连缀成线，编织起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共生的绚丽图景。
晋商的鼎盛期，是在清代。康熙、乾隆两代皇帝发动累计长达70年的北征西伐，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军队在前，商队紧随，从事民间交易的山西商队摇身一变，成了清军的后勤部队。他们随军远征，专事军用粮秣、日用物品，迅速获得丰厚报酬。山西祁县乔家的“复盛公”商号、太谷的“大盛魁”商号等，就是靠供给军马草料和豆腐制品发家的。但战事一旦平息，山西人又成为供应一方的柴米油盐的商贾，坐享太平。
我查阅过《山西祁县志》，记载“复盛公”的主人是祁县乔家堡人乔贵发。清乾隆年间，乔贵发只身单影走西口，在内蒙古包头西脑包开设“广盛公”，后改为“复盛公”，后来又派生出“复盛西”、“复盛全”等多家复字号连锁店，兼营绸缎、布匹、糖茶、杂货、粮油、钱庄、当铺、果蔬等20家门店，服务对象是边地军民。他自己发行货币，买卖赊贷，物币两流，形成一条庞大的商业链，占据着包头市场，所以便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一说。一人发迹，百里相传，万人相随，山西各州县的青壮汉子们踩着《走西口》的旋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商队。有人曾做过调查，至清末民初，祁县总户数的60%都有过经商史，家财过百万的有数十家，号称“金祁县”、“海内第一富”。
山西人把全国版图都纳入视野，能敏锐地发现各个地区商品的盈余短缺，准确地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号，可谓“买全国、卖全国”。上至绫罗绸缎，下至葱蒜线脑，有什么卖什么，缺什么买什么。只要能赚钱，一元两角不嫌少，十万八万不嫌多。赊贷买卖，买空卖空，汇通天下，财源滚滚。榆次王家的商号在全国遍地开花，光店铺就有200多家，据说每到交银的时节，各地奔来送真金白银的骡队一直排到村外好远。
晋商经济的崛起，一方面是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有管理的因素。他们建立了一套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分配方式、用人制度、经营理念。譬如，不少晋商企业有明确的号规和用人制度，规定学徒入商号，得由上司举荐，学徒期满合格后调赴各分号供职，而且多用本地人，慎用外籍人；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当家掌柜由有顶身股者担任。商号的经营活动由掌柜大权独揽，没有特殊情况出资方不得行政干预。当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就“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问题争执得面红脖子粗的时候，几百年前的山西商人们，早就一声不吭地开创了“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两权分立的“晋商模式”。今天回过头看这段历史，我们才发现有些东西是经济运行固有的规律，并非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特有的产物。
山西土财主们一项最杰出的贡献，是孕育和分娩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金融机构——票号。清朝道光年间，山西平遥一家由颜料店改成的，名叫“日升昌”的票号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它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存放款等。下文中我还将陆续提到有关票号的故事。山西商人正是抓住了票号这只“牛鼻子”，培育了金融机构这一商业经济的血脉，一举跃上全国首富的宝座。
晋商文化氤氲葱笼
晋商的贡献，不仅仅在物质财富。
在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笔下，中国的历史剧、宫廷戏向以政权斗争主要线索。朝代更迭、宫廷换主、城头易帜，骁雄奸佞轮番登台，刀光剑影永不落幕，可谓笔底起风云，纸上驰雷电，挖尽了正史、野史的情节和细节。但由于对权力斗争中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效果过分关注和渲染，往往忽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另一重要的、深层次因素——经济。即使有，也只是一笔带过。其实帝王们的经济思想是很值得关注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皇帝虽然沿袭“农为本、商为末”的传统观念，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对商业的作用以及商人的贡献，却不敢闭眼不见。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对晋商集团经济的崛起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中国封建社会里，读书晋士是唯一的人生指向，只有士大夫这些社会主流，才能担当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传统的贱商思想认为，商人以不劳而获不义之财，君子言义、商人言利，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义利二而不一，等等，这种伦理道德观深深地左右着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士大夫不杂于工商”，从商者三代之内不得为官，不得与贤人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商人地位不过流犯乞客。连至死都不忘“北定中原”的南宋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也告诫子嗣，一可读书，二可事农，三可致仕，但切不可从商，否则“辱先之甚”。其名之盛，思想主张影响也大。
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深刻地分析了贱商思想的本质，形成了自己的重商理论。他推崇诚信重义、利从义出的商人伦理，认为经商的两个关键，一是把握商机，一是讲求诚信，他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以义制利”、“义为利本”的思想，被山西商人奉为圭臬。明朝儒学大师王阳明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与他同时期的晋商王文显后来提出的“夫士与商，异术而同心”的思想不谋而合。山西商人是司马迁等人重商理论的实践者和推进者，他们素以“善贾”、“良贾”自律，遵从“待己唯俭、待人唯诚”的为人准则，将深厚的儒学文化基础和丰富的儒家道德内涵融入为商准则，以诚为本，以和为贵，求仁存义，一诺千金，义孚天下，构建了一以贯之的商规商约。诫贪贾奸商，尚诚贾廉商，诚实劳动，诚信敛财，诚厚做人，笃信重义，甚至舍利取义。山西商人们用几百年的心血和汗水一点点地洗刷蒙尘，含垢忍辱一步步地建立起崇商思想的民心基础。在此过程中，山西商人理性地把中国儒学思想融于商务活动中，先儒后商、亦儒亦商、官商合一，产生了一批儒商、商儒、官商、商官，商与儒、商与权的互相攀附，儒商相长、官商相护，逐渐提高了从商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步形成了以儒学为深厚基础的重商思想和商业经济理论，让人们重新审视了中国几千年的贱商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价值观。
这正是山西商人的伟大贡献。
平遥古城附近的王家大院成片的屋宇气势豪迈、层次丰富而且递进，大门平实不显，进得门来却见机巧万千，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映像，也见证了王家鼎盛八代450年间农、儒、商、官四位一体文化思想形成和实践的风雨历程。
山西榆次车辋村常家大院的规模之大，同样让我瞠目结舌，但最让我吃惊的，是穿过牌楼见到的“中华第一儒商”字碑。其实，常家祖上与仕儒并无渊源，而是靠牧羊为生。常家八世常威背着褡裢，一路行医卜卦，徒步闯荡昔属俄国、今属蒙古国的恰克图商城，开辟了绵延数万里、堪与古丝绸之路媲美的中俄茶叶之路，陆续设立“大德川”、“大德常”等十大家“德”字号，“大德玉”、“大昌玉”等十大家“玉”字号为龙头的商号近百家，富甲一方，堪称中国古代外贸第一世家。常老爷学不渊深，但目光不浅。他发达后崇儒尚读，重金延聘硕儒名师开办私塾多达17座，六七十个分支，家家书院都是书声一片。而且常家学研氛围浓郁，子孙间常有诗词唱和，常氏家族成立的诗社活动时间达13年之久，成为当时有名的民间学术社团。如此尚学的家族环境下，常氏后代有机会最早接触到资本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和民主观念。常氏十三世常立教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交谊，参加了“公车上书”，成为山西参加戊戌变法的仅有的三位举人之一。变法失败后，常立教回乡隐居不露，设馆办学，讲授新学，向常氏后代传输新思想。十四世常赞春修成一代国学大师、著名书法家和考古学家，对金石有精深的研究；十四世常麟书深造于国子监，推崇“教育救国”的思想，著述甚丰；十四世常旭春曾就学于京师学堂，以诗书见长，其书法作品屡见于匾牌联碑；十六世常燕生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北京学生联合会领袖，并与鲁迅、胡适、张东荪、高君宇、张友渔、侯外庐等人有密切交往，还曾与毛泽东、张闻天等有过会谈。常赞春、常麟书、常旭春、常燕生被人尊为“近代四大学者”。正是常氏家族浓郁的家学氛围，造就了这些国学大师和儒学名流。